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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落乌啼是何时?——张继《枫桥夜泊》理惑

张继《枫桥夜泊》家喻户晓,今通行本皆作: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现在的小学语文教材及普及读物中,皆与此同。虽读者对此诗交口称好,然而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却鲜有人作深入思考。如:一、“月落”无定时,如何利用周围的物色给它以准确的时间定位?二、苏州河畔本无枫树,诗人何来“江枫”之吟?三、既然是“月落”之夜,何能辨识江边的树种?四、“愁”在何处?诗人何得对“愁”而眠?这诸多问题,皆直接影响着对诗意的正确理解。特别是“月落乌啼”,若不能准确定位,便会导致整首诗叙事逻辑上的混乱和事物之间的矛盾。

关于“月落乌啼”的时间,主要有两种意见,一种认为是“夜半”时分,与最后一句“夜半钟声”相呼应,如施蛰存云:“因为严寒,乌鸦都无法睡眠,所以还在啼唤。半夜里已经月落,想必总在深秋或初冬的上弦。”(《唐诗百话》)刘学锴云:“题为‘夜泊’,实际上只写‘夜半’时分的景色和感受。诗的首句,写了午夜时分有密切关联的三种景象:月落、乌啼、霜满天。”(《唐诗选注评鉴》)另一种认为应指天将曙时,如元杨士弘《唐音》十四卷云:“说者不解诗人之活语,乃以为实半夜,故多曲说。殊不知首句‘月落乌啼霜满天’,乃欲曙之后矣,岂真半夜乎?”清代黄生也称:“从夜半无眠至晓,故曰钟声太早,搅人魂梦耳。”但诗首言将晓,末写夜半,非常理之叙事,故黄生又认为此乃“章法之倒叙”,“此已晓追写昨夜之况也”(《唐诗评三种》)。

事实上,这两种观点都有不妥。若为夜半,次句提及“江枫”,夜色黢黑如何能辨得江边树种?而且“乌啼”多在黄昏归巢或天亮觅食时,如明贝琼诗言:“风林日落乌争噪”(《城南绝句》),宋宋庠诗言:“城阙曙乌啼”(《送静海高薄》)。虽古乐府有《乌夜啼》曲,但那毕竟是非正常状态,“夜半”实非“乌啼”之时。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曰:“《乌夜啼》,宋临川王义庆所作也。元嘉十七年,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,义庆时为江州,至镇,相见而哭,为帝所怪,征还宅,大惧。伎妾夜闻乌啼声,扣斋阁云:‘明日应有赦。’其年更为南兖州刺史,作此歌。”正是因为乌平时不夜啼,所以夜啼才会被认作一种预兆。但若将“月落乌啼”定位在天拂晓时,从常理上看虽没问题,然而将本诗整体考虑,却出现了叙事上的矛盾:首句天亮,次句就寝,三四句夜半,这种混乱的叙事状态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。尽管黄生认为此乃倒叙写法,但实在不符合拂晓早发之人的匆忙心境。清王端履认定首句写平明时,而又深感其“律法未免太疏”,于是调整其序,将诗改写为:“羁客姑苏城外船,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夜半钟声寒山寺,月落乌啼霜满天。”(《重论文斋笔录》卷九)此种改写,叙事逻辑是顺了,可是诗味却少了许多。

笔者认为,“月落乌啼”最合理的时间定位应该是黄昏。这不仅由“林空噪暮鸦”的自然现象可以证明,而且从第二句中也可以获得印证。今本第二句作“江枫渔火”,如果对事物作情景还原,便会发现其问题所在。因苏州城外的江边,根本就没有枫树!尽管今所见到的绝大多数版本,包括唐人高仲武的《中兴间气集》,皆作“江枫渔火”,但毕竟与事物本身相违。幸好宋人旧籍中发现了另一种版本。南宋龚明之《中吴纪闻》、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、胡仔《渔隐丛话》等,录此诗“江枫”皆作“江村”。在寒山寺俞樾所写刻的诗碑碑阴,有附记八行,其云:“唐张继《枫桥夜泊》诗脍炙人口,惟次句‘江枫渔火’四字,颇有可疑。宋龚明之《中吴纪闻》作‘江村渔火’,宋人旧籍可宝也。”又附有七绝云:“幸有《中吴纪闻》在,千金一字是‘江村’。”碑侧有江苏巡抚陈夔龙题记,肯定俞樾之说云:“《中吴纪闻》载此诗作‘江村渔火’,宋人旧籍,足以依据。曲园太史作诗证明之,今而后此诗定矣。”但俞樾为何说“‘江枫渔火’四字颇有可疑”,而“村”字是“千金一字”呢?因碑阴字数有限,俞氏不能展开说明。详加思考便会发现,“村”之一字,不但可以拨开本文开首的重重疑惑,也打通了整首诗的逻辑障碍。“江村”即江边的村落,“渔火”是渔船上的灯火。苍山日暮,正是家家灯火亮起之时。“江村”中的闪闪烛光与渔船上的点点灯火,都在讲叙着家人团圆的故事,而漂泊在外的游子于此时倍感孤寂和凄冷。“断肠最是黄昏后”,思家之心使诗人眼中的“江村”和“渔火”,都变成了剪不断的新愁。所谓“对愁眠”就是指对着“江村”“渔火”燃起的新愁而眠。而薄暮时分“江村灯火稀”以及“渔火闹黄昏”的生活规律,都将首句“月落乌啼”的时间定位在了黄昏。黄昏,太阳落山,月亮还未升起,乌鸦的噪声扰得客心缭乱,秋夜的寒气渐渐袭来,江村和渔船上家家团圆的灯火,引起了客子无限的乡愁,使之彻夜难眠,夜半钟声更增加了客心的惆怅。诗之叙事井然有序,并无所谓“律法未免太疏”之弊。

再观首句,“月落”是否可作为黄昏的诗意表述呢?回答是肯定的。从物象上讲,“月落”不是准确的时间概念,一月之中,月落的时间随时在变,黄昏也可以有“月落”。元萨都拉《次王本中灯夕观梅》:“西楼月落已黄昏”;清钱澄之《过罗刹几》:“黄昏月落雁飞飞”;清陈世祥《幽晤》:“上弦月落黄昏院”等皆可作证。因此,“江村”和“月落乌啼”共同确定了本诗开始的时间即是指“黄昏”,这样前文的疑难可以一一迎刃而解。

还原后的诗作也向我们提出了另外的问题。第一,为什么不直接用“日落”?第二,“江村”为何被改为“江枫”,且后者几乎成为唯一选择?首先,因为无论“月落”还是“江枫”,都具有更浓郁的诗意。月光独有的温柔和神秘,使其本身具有绝佳的审美价值。特别是在乡思类诗作中,月意象更具有勾起乡愁的独特功能。如张溢《寄友人》:“共看今夜月,独作异乡人”;白居易《望月有感》:“共看明月应垂泪,一夜乡心五处同”。因而在此诗中,“月落”比“日落”具有更强的情感投射。

“江村”与“江枫”不同之处在于,前者是作者创造的诗境,而后者是在脱离事实本身之后,读者再造出的诗境。“枫”字携带的色泽与内涵,超越了“村”字,在历史的选择中胜出。所谓诗境再造,通常发生于古典诗歌脱离创作环境后。在以纯文本形式传播的过程中,后世读者的审美实践逐渐代替作者本人的意、志、情,介入诗歌的修改,进行再创造。考“江村”之改为“江枫”,即属于此。“枫”字由来一是承接有关秋思的传统意象,自屈原的“湛湛江水兮上有枫,目极千里兮伤春心”,“枫”与“江”结合以嫁接愁绪的表现手法得以不断继承发扬,如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中“青枫浦上不胜愁”,就将美感与哀感发挥到极致。此外,枫叶与江水都有关于时间的暗示,前者来自由青转红的生物特性,后者源于“逝者如斯”的深入人心的生活譬喻;另一方面,“枫”还与“霜”经常联系在一起,如唐刘长卿:“摇落暮天迥,青枫霜叶稀”(《余干旅社》),宋张抡:“霜叶舞丹枫”(《朝中措·渔父》),这当然也是因为枫叶转红之际正是秋霜到来之时,秋季的寥落感扑面而来。“枫”字前与“霜”呼应,后与“江”结合,从季节轮常、时光易逝两个自然特性,触及人们伤时悲秋的穴点,给予了人力尚不可为的强烈暗示,因此打通了人心之间的共通感,愁绪得以叠加输出。

由此可以回归原旨:诗中描述了一次偶然的泊岸经历,诗人恰于江边村落的闹忙中品尝到孤独。这个解释理顺了叙事逻辑,也忠实于作者的情感。然而诗人结愁的经历非人人可得。对读者来讲,观青枫渐转红的美感更易捕捉,“遵四时以叹逝”的愁绪更易触动。如果说原诗境来自于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,那么再造后的诗境则是接受者普遍的生命体验。传统承递和阅读记忆共同压制出了“江枫”的意象模板,模糊了“江村”的地理环境,也忽略了“月落”的时间定位,形成了一种不必服从理性的共通感受,足以越过其他一切,成为影响鉴赏趣味的判断力。

作者:刘宇耘(山西大学文学院博士生、外国语学院教师)


[责任编辑:孙丽荣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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